「……我成了籠中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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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言論，和表現的態度，我已成「眾矢之的」。我的門早可羅雀算了不說，我偶然上街，十幾年的老同事碰見了，有的似點頭非點頭的交臂而過，有的明明看見，轉臉作購物狀。任何地方，一聽見「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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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寫給朱一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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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殷海光過得最悲慘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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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央研究院的補助金被停止，一下子生活費少了一半；1965年，新作《中國文化的展望》被查禁，版稅拿不到，多年來的辛苦付之一炬；1966年，教育部向臺灣大學發了公函，要「借聘」殷海光到教育部任職──說的好聽，實際上卻是要逼殷海光離開臺大，降低他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力。借聘書的內容特別寫明了「聘書另發」，意思是如果他之後乖乖聽話，自然能收到聘書，但若不然，這聘書就可以拖著不發，甚至永遠不發。至於殷海光身上的經濟壓力？那自然是他們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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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聘書的奇妙之處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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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特務們和殷海光家「關係緊密」，除了巷口日夜有便衣特務監視，殷海光出門買書、妻子夏君璐上街買菜購物，特務也都尾隨跟蹤，甚至不時進屋拜訪。某天，殷海光被特務請出去，說是某處長要見他，他被押進大黑車，到了一處審訊政治犯的機關，而聘書就是在那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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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導入一間屋子，坐了一會兒，主事官員3人出現，七扯八扯地問了許多話。之後，其中一人說：『現在，我們言歸正傳，教育部來一聘書，請你到那邊去任職。』他一邊說，一邊把聘書放在我面前。我看見這種光景，大為駭異。心裡想：『怎麼教育部文機關的堂堂聘書要在對付政治犯的武機關來發？』當時的氣氛和暗示，顯然是暗示我，如果不接受這張聘書，便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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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越想越義憤，連聘書也不看一眼，告訴對方臺灣若是要學大陸整肅知識分子，被外人知道了，對誰都沒有好處。接著又說自己對教職其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不如就此解聘，到別處謀生──這當然是權宜的說詞，但已足夠說服那些官員，之後殷海光才被安全地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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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是將他逼出臺灣大學顯然還不夠，一個月不到，又有兩名黨工來到他家，再次提到那紙聘書：「殷先生為什麼那樣堅持不接受教育部的聘書呢？一位有名的國立大學教授到教育部任職，有何不可？」殷海光很清楚，對方這樣糾纏，為的是要給外界一個「殷海光忽然辭退教職」的合理解釋，「他們像惡霸一樣，強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們掩飾」，但他才不幫這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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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著突然站起來，又猛拍桌子兩下：『你們所為之事，無非是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正在這時候，內人以為出了什麼禍事，從隔壁房裡衝出來，淚流滿面，對那位黨工說：『你們簡直欺人太甚！』那位黨工弄得頗窘。我連忙說：『讓我來和這位先生談好了，妳請進。』我把她扶進房裡。內人是一位極善良的女性，從未過問外事。這次因覺我太受委屈，所以情急出此。那位黨工見我餘怒未息，說：『想不到殷先生40多歲的人火氣還這樣大。』我正色告訴他：『我敢拿生命打賭，我不會接受那張聘書，我也不會去做官。』彼不得要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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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聘書之事暫告一段落，從那之後，殷海光就在家中過著半隱居的生活。那段時間，殷海光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美國。如果能到美國去，他就能夠擺脫現在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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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1962年開始，他就申請過要去美國，但文件一直得不到批准。他寫信向國外的教授、學者尋求協助，但任何人的呼籲和援助都無法改變蔣中正的決定。1967年，殷海光得到哈佛大學的聘書，為了不讓他出國，蔣中正還特別指示臺灣大學校長發送「續聘書」給他，並請曾經與他關係良好的學者徐復觀去說服他，要他當一個只領薪水卻不授課的空頭教授，好讓他們能名正言順地拒絕哈佛大學希望臺灣政府放行殷海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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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諷刺！曾經國家機器千方百計要把殷海光弄出臺灣大學，現在卻又要用一紙臺灣大學的聘書留住他。然而，不論是去美國還是留在臺灣，對殷海光來說都已經不重要了。就在他得到哈佛大學聘書的前幾個月，他被診斷出了胃癌，醫生說動完手術，估計只能再活一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