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殷海光離開臺灣大學之後，就一直待在自家中，一舉一動受到特務監視；殷海光家門口有個餛飩攤，據說就是特務擺在那兒方便監視殷海光的。除了巷口日夜都有便衣特務外，只要出門，必定會有特務尾隨跟蹤，就連寄出和收到的信件，都會被特務拆開查看，遺失或損壞那是家常便飯。

 

殷海光失去的不僅僅是隱私而已。

 

殷海光與知名的經濟與政治學家海耶克有過幾面之緣。海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暢銷巨作《到奴役之路》，書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是如何無可避免地走向專制極權。殷海光在1953到1954年之間，於《自由中國》上連載翻譯，這個譯本有趣之處在於，裡頭譯者的話比原著還多！不但每章前面都有一節「譯者的話」，長可數頁，內文也有一大堆附註，比如：「此處吃緊！」、「妙！」、「一語中的！」、「這是真知灼見」、「這是經驗之談」……等等，程度堪比乾隆皇在古畫上蓋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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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的思想大大影響了殷海光，1965年海耶克第一次來台時，殷海光還特地前往海耶克下榻的圓山飯店和自己崇拜的學者見面，兩人相談甚歡。1967年，海耶克再度訪台，殷海光也受邀參加歡迎座談會；然而這時殷海光已被軟禁家中，不僅請柬遭到警備總司令部扣留，特務更專程去殷海光家轉告他不得前往，一名特務甚至留守在巷口防止他偷偷參加。得知殷海光的處境，海耶克想私下和殷海光見上一面，最終也沒有見成。到這時，殷海光可真是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也被剝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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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成了殷海光和外界通訊的唯一方法，然而如前所述，這些信件是會被查閱的，若是內容不合警備總司令部的意，還可能被扣留。為了要應付這些特務，殷海光自己也逐漸發展出一套能夠順利收發信件的方法，他在1968年寄給盧鴻材的信中就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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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後寄書刊給我時，寄就寄，切勿在信中提及書名與作者，甚至不必提寄來書刊的事，以免招致損失甚或莫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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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每二個月寄一次或二個半月寄一次。意即間隔必須大一點。寄遞時以掛號為宜。」

 

「第三，有時可寄給我的朋友。這一點請參看後文。你的姓名及地址宜多留作通信之用，少作寄資料之用。寄資料須盡可能商借朋友的姓名和地址。」

 

除此之外，殷海光還會將雙方都知道的人名以「XXX」代替，或是請對方多用不同的筆跡寫信，甚至是改變郵寄時的包裝或投遞的頻率。這樣的作法，讓殷海光有了與外界聯繫的機會，即便如此，有些資料還是不可避免地永遠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