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憂慮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癌，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佣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與犧牲值得嗎？」

 

──節錄自《殷海光全集》序，殷夏君璐寫於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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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君璐與殷海光的故事，可以從兩人還在中國時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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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四川重慶，那時夏君璐17歲，殷海光26歲。因為抗戰結束的關係，退伍的殷海光前來借住在夏家。那是兩人第一次見面，夏君璐第一眼就愛上了殷海光。夏君璐的父親雖然欣賞殷海光的人品學識，卻認為殷海光「太過桀傲不遜」、「這樣的人很難長命」，況且年紀差太多，並不認同女兒的感情。不久，兩人分別兩地，只得以書信往返，互訴愛意。

 

1949年，殷海光隨著《中央日報》來到臺灣，寫信催促夏君璐來臺，但夏君璐的父親始終不肯。直到殷海光寄了一本哲學書，裡頭夾著一枚拉直了的金戒指以及十元美金，希望作為夏君璐的過路費，夏君璐的父親這才首肯。

 

夏君璐對殷海光的影響是很深的。友人說，殷海光在常人面前總是籠罩一股「低氣壓」，但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實了」。殷海光想做什麼，夏君璐總是無條件支持他，不只是心靈上，生活上也是如此。在殷海光罹癌後，夏君璐頓時成為家中支柱，對他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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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只能喝流質的食物，夏君璐便在院子裡種一片麥子，每天早上打青草汁給他喝；當打聽到一種治療癌症的藥，不知道是否有副作用，夏君璐就自己先吃三個月，再給殷海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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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過世後，夏君璐考慮到臺灣的情勢，為了獨生女著想，決定到美國定居，而這也是殷海光的遺願：「我死後，一定要把殷文麗弄出國，不希望她在沒有自由的環境。」1970年3月，她向出入境管理局遞交了去美國定居的申請報告，這份報告很快便轉到警備總司令部手上。國民黨怕夏君璐到了美國透露殷海光在臺灣的實際處境，便把這份報告一天天、一月月拖了下去，後來乾脆派了一位特務去通知夏君璐，不准她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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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雷震的建議下，夏君璐寫信向蔣經國求情，給足了國民黨面子，才在1971年被放行。不過，為了防止夏君璐在美國發表不利於國民黨的言論，蔣經國只批准夏君璐一人到美國，她的女兒殷文麗則被扣留在臺灣；換句話說，就是作為人質。那時，殷文麗不過是個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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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在殷海光友人屈萊果的幫助下，透過美國大使館施壓，國民黨終於願意放人，但那已經是兩年後的事了。至此，殷海光一家人總算是擺脫了黨國體制的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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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了一個不平凡的人，所以過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夏君璐在回憶起殷海光時，總這麼說。而面對這些年來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夏君璐自己在《殷海光全集》序中的說法，替本系列文章下了很好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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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為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1989年是充滿了大事的一年：鄭南榕自焚身亡、六四天安門事件、波蘭舉行議會民主選舉成為東歐第一個民主化的國家、柏林圍牆倒下、捷克爆發了「天鵝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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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